訪問羅樂敏不容易，她是一個大忙人。起初，向她提出一個問題，她說，身在外邊，要回家才回答。之後，沒有下文。稍後，她說剛返新工作，要下周五才可以。不用說，還是不見縱影。終于，個半月之後，她現身了。訪問才可以進行及完成。
羅樂敏，詩人，編輯，文化策劃人。讓我想想，我只見過她兩次面吧。我與她并沒有正式交談過。 終于她給我的機會，雙方語言上接觸了，十分感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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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快做新娘的羅樂敏 |
現在你在藝術局的工作是正職嗎？從前你是站在自己圈子內看香港文化，現在，你已是建制的一份子，看法是否有所不同？
當然，在藝發局的一份工作，現已離職了。
但不同身份時，看法有所不同吧？
我去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是個一年的合約制全職工作，主要負責統籌首屆「文學串流」。現在合約結束，我又跳回「建制」之外了。就對香港文化的看法而言，並沒有很大變化。香港的文化發展在政府的藍圖裡從來都不是被優先處理的，它只是一些產業、一些文康活動、或者用以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法。就推動香港文化而言，在「建制」裡，即所謂掌握較大資源和權力的一方，推廣的效果和迴響固然比獨立民間團體的大得多，但為了要使公共資源和權力用得其所，適當的程序是少不了的，因此，由「建制」主導的項目難以有最「先鋒」的形態，它不會來自單一的藝術判斷，而是通過層層機關共同決定而成，唯其如此才能確保運用資源的合法性。行政制度需要穩妥，講求公開、公平、公正，本來就和藝術取向無關，也不應有太多藝術判斷。藝術判斷是留給藝發局現有機制內的評審，他們是業界專業的藝術家，曾發表作品的人都可以申請成為評審，由此看來，所謂的「建制」並沒有和民間對立，而是不斷吸納民間聲音，塑造我們目下所見的藝術景象。這年下來，對所謂「建制」的思考特別多，對公共資源的運用，建制和民間的互動皆有觀察，希望可以接觸更多理論，豐富在這方面的思考。
你編了「字花」多年，其實，我好想知，「字花」出版的宗旨是什麼？十年了，究竟與初衷有多大分別？
我是2009年加入《字花》的，幸獲小樺的垂青。初時是特約記者，做作家訪問和活動採訪，當時覺得文學雜誌的確要為作家造像，並保留閃現的活動的面貌。當年的編輯鄧正健曾問我想在《字花》做什麼，我說要搞面書頁，以Facebook去凝聚文學群體，很有意識地把專頁當媒體去經營。這些和編務無關，但對整本雜誌以至整個機構有深遠影響，現在專頁有六萬四個粉絲，是我為《字花》所作的最引以為傲的事情。
黃靜任主編之前，我偶然參與專題討論、約稿，到了黃靜上任、改版，我才成為創作版編輯，開始了和國際網上文學雜誌《漸近線》的翻譯合作、推出文於天、王證恒、陳康濤、余婉蘭等新作者的特輯，期間也有參與每期的專題討論會，通宵埋版，策劃雜誌的宣傳活動等。那兩年我正在香港國際文學節工作，協助籌劃一年兩度每次10天，動輒牽涉30個海外作家，50多場文學活動，這才是我的正職。
說了這麼多，想說明所謂「在字花」的狀態。沒有資源，只有捱更抵夜的工餘後的青春，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也從來不限於編務，參與其中的人對《字花》的宗旨可能源於創刊辭，也可能不，沒有人說雜誌一定要怎樣怎樣，大家一起討論，同意便去做，目的很可能只有一個：「推廣香港文學」，用的自是新鮮、具創意、和大眾及世界接軌的方法，每代編輯的做法也有不同，這是雜誌保持活力的原因。
《字花》十年，我們自己知道它仍然幼嫩，仍然有成長空間。我現在的角色是努力讓它走出下一個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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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世界有貓般的好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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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選擇，你情願專心做一個創作人，如詩人，還是像目前爲失去文學的文化人？
可以說這些年在接觸作家的過程裡，我更了解自己的性格特點、寫作狀態和藝術追求。目前的我比較喜歡管理不同的項目，一心多用，寫作是我眾多的項目之一，或許到了人生另一階段，寫作會佔去更多時間。成為詩人是個「是什麼」的問題，但我向來比較關注「做什麼」，這可能更難為自己下定義。
來一個軟性些的問題，愛情在你心中佔多大空間？或簡單一點，你對愛情的看法是什麼的一回事。
快要結婚了所以怎麼說都好像牽涉某種正當性，哈哈。我曾經對密友說我想像不到自己會單身，所以長久而穩定的關係對我來說很重要。我很慶幸可以找到對的人，他影響了我的性格以至我可以承擔更多，我可以毫不孤單地和他探索人生和藝術，現在這段關係可以說是我生命的基石。
聽說你幫Kitty Hung 編詩集，十分期待，可否預先透露一下此詩集的一點點？詩集的名是「蘭蔻年年」？
詩集的名字是《浮蕊盪蔻》，我和譚以諾合編，我較多負責包裝、美術的部份。我是個挺主觀的編者，覺得洪吉最初的詩集名不太好，不太是她，即使名字是她起的。我向他們倆提議一堆名字，想過長一點、散文式的句子，又想過太陽、眼、石的意象，最後用了譚以諾提的花和蔻丹，組成這個詞，一說出來便覺得是洪吉。內容先賣個關子，總之你會認識挺不一樣的洪吉。
現在我是 辦公室裏的工作 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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