訪問羅樂敏不容易,她是一個大忙人。起初,向她提出一個問題,她說,身在外邊,要回家才回答。之後,沒有下文。稍後,她說剛返新工作,要下周五才可以。不用說,還是不見縱影。終于,個半月之後,她現身了。訪問才可以進行及完成。
羅樂敏,詩人,編輯,文化策劃人。讓我想想,我只見過她兩次面吧。我與她并沒有正式交談過。 終于她給我的機會,雙方語言上接觸了,十分感謝。
快做新娘的羅樂敏 |
現在你在藝術局的工作是正職嗎?從前你是站在自己圈子內看香港文化,現在,你已是建制的一份子,看法是否有所不同?
當然,在藝發局的一份工作,現已離職了。
但不同身份時,看法有所不同吧?
我去年在香港藝術發展局是個一年的合約制全職工作,主要負責統籌首屆「文學串流」。現在合約結束,我又跳回「建制」之外了。就對香港文化的看法而言,並沒有很大變化。香港的文化發展在政府的藍圖裡從來都不是被優先處理的,它只是一些產業、一些文康活動、或者用以解決城市問題的方法。就推動香港文化而言,在「建制」裡,即所謂掌握較大資源和權力的一方,推廣的效果和迴響固然比獨立民間團體的大得多,但為了要使公共資源和權力用得其所,適當的程序是少不了的,因此,由「建制」主導的項目難以有最「先鋒」的形態,它不會來自單一的藝術判斷,而是通過層層機關共同決定而成,唯其如此才能確保運用資源的合法性。行政制度需要穩妥,講求公開、公平、公正,本來就和藝術取向無關,也不應有太多藝術判斷。藝術判斷是留給藝發局現有機制內的評審,他們是業界專業的藝術家,曾發表作品的人都可以申請成為評審,由此看來,所謂的「建制」並沒有和民間對立,而是不斷吸納民間聲音,塑造我們目下所見的藝術景象。這年下來,對所謂「建制」的思考特別多,對公共資源的運用,建制和民間的互動皆有觀察,希望可以接觸更多理論,豐富在這方面的思考。
你編了「字花」多年,其實,我好想知,「字花」出版的宗旨是什麼?十年了,究竟與初衷有多大分別?
我是2009年加入《字花》的,幸獲小樺的垂青。初時是特約記者,做作家訪問和活動採訪,當時覺得文學雜誌的確要為作家造像,並保留閃現的活動的面貌。當年的編輯鄧正健曾問我想在《字花》做什麼,我說要搞面書頁,以Facebook去凝聚文學群體,很有意識地把專頁當媒體去經營。這些和編務無關,但對整本雜誌以至整個機構有深遠影響,現在專頁有六萬四個粉絲,是我為《字花》所作的最引以為傲的事情。
黃靜任主編之前,我偶然參與專題討論、約稿,到了黃靜上任、改版,我才成為創作版編輯,開始了和國際網上文學雜誌《漸近線》的翻譯合作、推出文於天、王證恒、陳康濤、余婉蘭等新作者的特輯,期間也有參與每期的專題討論會,通宵埋版,策劃雜誌的宣傳活動等。那兩年我正在香港國際文學節工作,協助籌劃一年兩度每次10天,動輒牽涉30個海外作家,50多場文學活動,這才是我的正職。
說了這麼多,想說明所謂「在字花」的狀態。沒有資源,只有捱更抵夜的工餘後的青春,所以可以做的事情很多,也從來不限於編務,參與其中的人對《字花》的宗旨可能源於創刊辭,也可能不,沒有人說雜誌一定要怎樣怎樣,大家一起討論,同意便去做,目的很可能只有一個:「推廣香港文學」,用的自是新鮮、具創意、和大眾及世界接軌的方法,每代編輯的做法也有不同,這是雜誌保持活力的原因。
《字花》十年,我們自己知道它仍然幼嫩,仍然有成長空間。我現在的角色是努力讓它走出下一個十年。
對世界有貓般的好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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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選擇,你情願專心做一個創作人,如詩人,還是像目前爲失去文學的文化人?
可以說這些年在接觸作家的過程裡,我更了解自己的性格特點、寫作狀態和藝術追求。目前的我比較喜歡管理不同的項目,一心多用,寫作是我眾多的項目之一,或許到了人生另一階段,寫作會佔去更多時間。成為詩人是個「是什麼」的問題,但我向來比較關注「做什麼」,這可能更難為自己下定義。
來一個軟性些的問題,愛情在你心中佔多大空間?或簡單一點,你對愛情的看法是什麼的一回事。
快要結婚了所以怎麼說都好像牽涉某種正當性,哈哈。我曾經對密友說我想像不到自己會單身,所以長久而穩定的關係對我來說很重要。我很慶幸可以找到對的人,他影響了我的性格以至我可以承擔更多,我可以毫不孤單地和他探索人生和藝術,現在這段關係可以說是我生命的基石。
聽說你幫Kitty Hung 編詩集,十分期待,可否預先透露一下此詩集的一點點?詩集的名是「蘭蔻年年」?
詩集的名字是《浮蕊盪蔻》,我和譚以諾合編,我較多負責包裝、美術的部份。我是個挺主觀的編者,覺得洪吉最初的詩集名不太好,不太是她,即使名字是她起的。我向他們倆提議一堆名字,想過長一點、散文式的句子,又想過太陽、眼、石的意象,最後用了譚以諾提的花和蔻丹,組成這個詞,一說出來便覺得是洪吉。內容先賣個關子,總之你會認識挺不一樣的洪吉。
現在我是 辦公室裏的工作 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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